在當今全球技術競爭與地緣政治交織的復雜背景下，新興技術的推廣與應用常常超越純粹的技術或商業范疇，被置于國際關系的放大鏡下檢視。所謂“三大恐懼”——即對技術主導權的恐懼、對數據安全的恐懼、對價值觀滲透的恐懼——在某些國際輿論場中時有浮現。而當中國的一些民用技術或商業服務（如5G通信、移動支付、短視頻應用等）走向世界時，有時會遭遇超出技術本身的、基于上述恐懼的質疑與阻力，這種現象常被國內輿論形容為“躺槍”。

一、“三大恐懼”的根源與表現
“技術主導權恐懼”源于對國際力量格局變遷的擔憂。歷史上，重大技術革命往往伴隨全球領導權的轉移。當中國在5G、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領域取得顯著進展并積極推廣時，部分外界視角容易將其解讀為爭奪未來全球技術標準與產業制高點的戰略行為，從而引發警惕。
“數據安全恐懼”則與數字時代的國家安全、公民隱私緊密相連。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其跨境流動的治理是全球性難題。中國科技企業出海，其數據處理模式是否符合當地法規與預期，常成為焦點。個別案例的放大，有時會導致對整個技術體系安全性的無端揣測。
“價值觀滲透恐懼”更為深層，涉及文化與社會模式。中國技術平臺承載的內容與運營邏輯，生長于中國獨特的數字社會環境。當其服務全球用戶時，文化差異與內容審核機制可能被誤讀為某種有意識的價值觀輸出，從而引發意識形態層面的抵觸。

二、中國技術推廣服務的“躺槍”困境
“躺槍”一詞形象地描述了部分中國技術或服務提供商所面臨的處境：其商業行為或技術方案本身是中立、開放且旨在解決具體問題的，但卻可能因為其“中國出身”，而被卷入地緣政治博弈的敘事中，或被貼上不客觀的標簽，遭遇不公平的市場壁壘或輿論壓力。
這種困境體現在：

1. 過度政治化：將商業技術選擇泛化為“選邊站隊”，迫使合作方承受不必要的政治壓力。
2. 安全性質疑泛化：以“可能的風險”替代基于事實和技術的具體安全評估，形成有罪推定。
3. 標準雙重化：在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方面設置針對性的隱形壁壘，背離公平競爭原則。

三、跨越認知鴻溝：構建健康的技術合作生態
破解“恐懼”與“躺槍”的循環，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1. 對中國技術推廣者而言，堅持透明、合規、本地化是基石。更主動地遵循國際規則與當地法律，加強數據治理與安全保護的透明度，積極融入當地社區與產業鏈，用切實的解決方案和負責任的行為贏得信任。技術推廣的本質應是創造價值，而非零和博弈。
2. 對國際社會而言，需要回歸理性與技術本質。基于客觀事實和統一標準進行技術評估與風險防范，避免將技術問題無條件政治化。健康的競爭與合理的監管應促進創新與福祉，而非制造割裂。
3. 對全球治理而言，亟需在數字時代建立更加包容、有效的多邊對話與合作機制。在數據安全、技術倫理、標準互通等領域形成廣泛共識，為技術的和平利用與普惠發展提供穩定框架。

結論：技術本身并無原罪，恐懼往往源于未知與誤解。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技術的跨國流動不可阻擋。中國的技術推廣服務，作為全球創新網絡的一部分，其發展歷程也是學習、適應與貢獻的過程。摒棄冷戰思維，以建設性對話取代無端猜忌，以合作共贏替代恐懼排斥，才能讓技術進步真正服務于全人類的共同發展，讓任何一方都無需“躺槍”。一個開放、公平、非歧視的技術環境，符合所有國家的長遠利益。